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生产停滞，百业凋敝，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9月9日，敬爱的毛主席不幸与世长辞，四人帮随即视此为攫取党和国家安全领导权的绝佳时机，从而加速了对这些权力的篡夺行为。
在以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常委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泛听取众多政治局委员及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果断作出决策，对“四人帮”及其骨干成员实施隔离审查。这一举措，恰逢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心声，有效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守护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文化大革命也因此画上了句号。
听闻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遍，全国上下瞬间沉浸在一片欢腾喜悦之中。从几百座大小城市，到辽阔的农村，亿万民众自发涌上街头，连续三天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即便是远在纽约的代表们，也举起了酒杯，共同庆祝四人帮覆灭的伟大胜利。
12月1日，我接到中央的调令，指示我在仅有十天的短暂时间内，完成离职前的各项拜访安排，并即刻踏上归国的旅程。
彼刻，我的下腰椎病症突然恶化，迫不得已，我唯有通过电话，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使们，各国驻华使节，以及美国及华裔友人一一告别，最终在12日返回了北京。
踏上北京机场的土地，我甫出机舱，便见证了外交部全体副部长亲临现场迎接，阵容中包括了徐以新、韩念龙、何英、仲曦东、王海容等众多显赫要员。
尚未等我提出疑问，王海容便宣布，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我将要接替外交部长之位。至于乔冠华，因其背叛投靠四人帮，他的职务也已相应被免去。
1971年10月25日，我国荣耀重归联合国，正式恢复其合法席位。此刻，中国代表团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图中的左侧，是我们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先生，而右侧则是我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黄华先生。
外交部，作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长期领导核心，其干部队伍对文化大革命持有各异的看法。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抵制并对抗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错误举措。
江青及其一众同谋，为了攫取最高权力，自然不会忽略这个至关重要的部门。他们对外交部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深度干预，导致外交部成为了文革的重灾区。文革初起，几乎所有驻外使领馆的大使与参赞都被紧急召回国内，被诬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与迫害。
四人帮使用卑鄙的手段蒙骗广大群众，企图打倒周恩来和陈毅，再次打倒复出不久的邓小平。
在四人帮的把持下，外交部曾召开紧急会议，对周恩来总理展开批判，指责其推行所谓的“三降一灭”外交方针——即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及各国的反动派低头，企图扼杀民族解放的运动。
江青掌握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曾派员到外交部，煽动夺权。随后，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部领导瘫痪，使外交大权旁落达一个多月之久。
在极端“左倾”思想的冲击下，接连爆发了万人围攻人民大会堂、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反响。
1975年夏，外交部内一小撮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邓小平搞卖国外交。
文革进入尾声之际，江青对乔冠华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笼络。据事后披露的四人帮拟定名单揭示，乔冠华被指派担任副总理一职，并兼任外交部长之位。
“中央政治局已作出决定，命你重返岗位，全面负责外交部的工作。”
稍后，我拜见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向我简明扼要地回顾了推翻四人帮的历程。
此刻我才意识到，叶剑英同志，一位为革命事业屡建奇功的杰出人物，在关乎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果断行动，再次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树立了永恒的丰碑。叶帅始终坚持抵制江青及其同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倒行逆施，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之钉，他们无端地对叶帅进行残酷迫害，严密监视他的言行举止。
犹在1976年6月，我结束纽约的公务归国，特地拜访了叶帅。为了防止窃听，他特意将客厅的收音机音量调至极高，以至于我们的交谈变得相当困难。叶帅便提议，不如前往当时受江青命令而禁止公众进入的北海公园，或许那里更为适合。
在仿膳饭店前那片宁静的湖畔，我们相对而坐，悠然品茗，畅谈心事。与此同时，他的秘书与警卫各自分散，于周围水域悠然垂钓。
葉師對國內現狀猶感憂心，並隱含著深切的不滿。雖然如此，他對老幹部和軍隊則充滿信心，並深信廣大群眾對於“四人幫”的所作所為，心中固然充滿憤慨，卻因恐懼而未能勇敢地表達出來。
果然，不到半年，四人帮便被彻底覆灭，举国上下同庆，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乔冠华、章含之
乔冠华的名字，对众人而言并不陌生。正如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之妻）在其著作《外交风云亲历记》中所述，1974年的严冬，她与丈夫章文晋一同归国进行工作汇报，并向乔冠华部长做了详尽的汇报。在汇报之余，乔冠华部长及其夫人章含之热情地邀请他们夫妇二人到家中小聚。
“人皆共知，现阶段的文革局势，你心中自有一本账。周总理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恐怕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智，你理应深思熟虑，尤其是考虑到江青对你的青睐有加。”
章含之曾向章文晋透露，江青对他抱有深厚的喜爱，尤其对他的才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显而易见，乔冠华与章含之把握住了时机的成熟，毅然决然地树起了江青的旗帜，为其招揽英才，结党营私。这段回忆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乔冠华、章含之内心丑陋的一面。
1977年，我国展开了声势壮阔的批判“四人帮”行动，进一步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罪行。外交部的众多干部与群众对于追随江青、抵触周恩来总理的乔冠华与章含之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并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指责。为此，外交部先后举办了两次全体大会，对这两位人物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在与外交部同仁乔冠华共事的那些日子里，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前妻龚澎同志，她与我同是燕大的校友。龚澎同志不仅曾是学生运动的杰出骨干，更凭借其卓越的业务才能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女性干部中独树一帜。在重庆那段岁月里，她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在外交事务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对她的敬仰之情，始终如一。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她因过度劳累和紧张，不幸英年早逝。当我在干校的劳作中听闻这一噩耗，内心不禁悲痛万分。
乔冠华、龚澎
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不思改造，反而怨天尤人，这严重地阻碍了他的进步，也影响了他同领导和同志的关系，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
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鉴于文革期间外交部工作遭受的严重滞延，我深感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工作步伐，以弥补那段失去的时光。这不仅体现了外交部同仁们的一致强烈愿望，更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鉴于此，在处理批乔问题时，我们应当适时收手。尽管如此，外交部内极左思想的余波以及派别之争仍根深蒂固，工作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至正常状态。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这一举措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解放。为切实纠正偏差、扭转错误，党内上下掀起了一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热烈讨论，并对“两个凡是”的谬误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外交部亦遵循这一精神，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正气得以广泛传播，整个团队因此步入了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正确轨道。
精准的干部政策是外交事业稳健前行的重要保障。自我重返岗位伊始，我便着手恢复了一批因种种误会而被边缘化、却兼具德才的干部职位，并对相关部门及司局进行了必要的优化调整。同时，我还将分散于全国五个省份的五七干校中的四千余名干部，逐步调回外交部及其分支机构，此举有效壮大了国内外使领馆的干部力量。
外交部长所承担的职责分量之重，不容忽视。作为我国对外政策执行的核心和智囊机构，外交部下辖的各区域司与业务司正全力以赴，致力于案件处理、深入研究和向上级汇报请示、提出建议与应对策略。他们还承担着组织外访、参与国际会议的重要任务，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官方代表团，参与涉及重大问题的谈判与交涉，并向中央政治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关键外交事务进行详尽汇报。
在我任职期间，严格遵循中央的明确指导，我们顺利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关系的正式确立，以及美售台武器八一七联合公报的谈判与发布。与此同时，我们亦着手对香港回归事宜进行精心筹备，并致力于改善与印度及苏联的外交关系。此外，我有幸亲自或陪同代表团，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及美洲的52个国家进行了正式的友好访问，并与众多来访的外交部长及国家元首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会谈。
日复一日，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家中，我们都要面对如山般堆积的文件，对其进行审阅与批改。周总理生前常以此事提醒我们：在外交事务中，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所节制。至于外事工作，更无小事可言。
我明白，在涉及政策性声明或对外公开表述的任何内容中，无论措辞还是用语，负责人均须亲自进行细致审阅。
我们对请示报告的环节给予了高度重视，主动寻求中央的领导与指导，务求做到万无一失，杜绝任何可能的失误发生。
外交部的工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常常收到紧急电报，尤其是那些由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的紧急电报或是特急预备电报。这些电报通常在傍晚时分抵达，并要求必须在午夜之前完成批复。这种紧凑的时间安排，其目的在于保障我常驻代表团能够在纽约时间次日清晨准时发表声明、作出表态或是参与投票。
幸得纽约与北京时差相差整整十二小时，这为代表团争取到了宝贵的请示时机。
不时有紧急电报从纽约径直发往外交部，随即送达我的住所，以便我进行审阅。对于那些需要即时处理的电报，机要通信员会现场守候，快速将它们呈递给小平同志审批。当时小平同志的听力依然锐利，他时常通过电话征询小平同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