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八万将士从于都河畔出发，踏上了漫漫西征路。在长征初期，这支部队奇迹般地顺利通过了粤军镇守的第一、二道封锁线，伤亡远低于预期。这并非单纯的军事胜利，其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涉及一场地方军阀与红军之间的秘密“交易”。
红军在重重围困下，为何能“通过”而非“突破”粤军防线？这要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复杂博弈说起。
小诸葛的惊人预言
时间回溯到1934年4月中旬，广东的实际掌控者陈济棠，人称“南天王”，邀请了一位昔日对手——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来到筠门岭。此前，陈济棠刚刚“攻占”了筠门岭，并向蒋介石报捷，获得五万大洋的犒赏。
然而，这次“胜利”实则是一座红军主动放弃的空城。陈济棠邀请白崇禧前来，是为应对红军困境以及蒋介石的下一步棋局寻求对策。白崇禧欣然接受了邀请，他首先并未急于发表看法，而是进行了实地考察。
白崇禧耗费了约半个月时间，亲自走访了从广东北部到江西南部的一大片区域。他的足迹遍布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最后抵达陈济棠新“得”的筠门岭。他相信，没有实地考察，就无法作出准确判断。
考察结束后，陈济棠召集了高级将领会议，只有军参谋长以上级别的核心人物才能与会。白崇禧在会上语出惊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红军必然会进行战略转移。
他分析说，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的碉堡战术，对红军形成了日益缩小的包围圈，这种策略极为有效。红军若继续固守苏区，必将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
因此，为了部队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战略转移是红军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极少数人敢于提出的观点，因为红军此前虽多次遭围剿，却从未放弃苏区。
白崇禧进一步阐述了红军转移的可能性方向。他认为，东面是茫茫大海，毫无战略纵深可言；北面则部署着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选择这两个方向无疑是自寻死路。
所以，红军最可能且最有生机的方向，只能是向西或向南。他特别指出，向西是何健的防区，无论兵力部署还是地形特点，都相对利于红军行动。
至于转移的时机，白崇禧预判将在秋后，也就是秋收季节。他解释说，届时红军可以就地补充粮食，部队能够轻装上阵，保持机动性，这对于战略转移至关重要。
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在考察过程中，他注意到常有小股红军军官携带望远镜，在深山密林中侦察地形。这正是红军即将突围的明显信号。
白崇禧甚至提及，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红军内部出现了毛泽东被排挤的问题，现任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且过分依赖德国顾问李德的决策，这使得红军的反围剿能力大打折扣，因此更难以击败蒋介石的围剿。
他的这番分析，让在场的粤军将领们震惊不已。很多人或许隐约有过类似的预感，但没有人能够像白崇禧这样，提供如此系统、有理有据且精确的判断。他的分析迅速成为粤军高层的共识。
南天王的“小算盘”
听完白崇禧的分析，陈济棠内心一阵慌乱。这正是他最害怕发生的情况。他深知，蒋介石历次围剿红军都“重北轻南”，此次更是集结百万大军，步步为营，显然意图将红军逼入广东。
这正是蒋介石的“驱虎吞狼”之计，一旦红军进入广东，无论结果如何，两方必定元气大伤，蒋介石便能坐收渔利，最终达到吞并广东的目的。
陈济棠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作为南路军总司令的他，在南线采取了“出工不出力”的策略。蒋介石的任务是“阻止红军南下”，而陈济棠心里却暗自盘算，他不仅要阻止红军南下，更要阻止蒋军南下。
他深知，一旦红军进入广东，蒋介石便会以协助防卫为名，堂而皇之派中央军入驻，从此便不会离开了。即便陈济棠能够击败红军，蒋介石也会以粤军损失过重为由，派兵“加强防卫”，最终同样达到控制广东的目的。
不宣于口的交易
在白崇禧的精确分析下，陈济棠下定决心，他必须打破这个僵局。他开始了一项绝密行动，这项行动在后来的数十年间都秘而不宣，参与者也对外界守口如瓶。陈济棠决定，主动与红军建立联系，寻求停战。
陈济棠的用意很简单：红军要走，他不阻拦，只要别把广东变成主战场就行。红军一旦借道通过，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没有借口大规模进入广东了。一个核心原则是，红军不应在广东境内逗留。
时间很快验证了白崇禧的预判。在蒋介石碉堡战的步步紧逼下，中央苏区大幅度缩水，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到了1934年9月，正值白崇禧预言的红军即将突围之际，陈济棠派人潜入中央苏区，秘密会见了红军总司令朱德。
当时，中央红军正积极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朱德与周恩来等人听取了陈济棠方面的诉求后，立即派遣潘汉年和何长工作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
此次谈判高度机密，就连粤军内部的核心将领如余汉谋，都被蒙在鼓里。陈济棠深知此事的重要性，一旦泄露将招致大祸，因此对谈判过程极为谨慎，连地点都选在了寂静而深邃的山林之中。
最终，红军与粤军达成了一项五点秘密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双方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对苏区的封锁，允许通商，红军可在粤军控制区设立后方和建立医院。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红军在行动时可借道粤军防区，并提前通知陈济棠，粤军则会后退二十里。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谈判结果并未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双方达成了一种基于信任和默契的口头协议。通过这次谈判，红军明确了陈济棠不会真正阻击的底线，而陈济棠也确认红军只是借道而过，并无意深入广东腹地。双方一拍即合。
结语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正式开始战略转移，八万战士顺利渡过于都河，踏上了西征之路。正是因为与陈济棠达成的秘密协议，红军在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时，伤亡较小，与其说是突破，不如说是一种顺利的通过。
蒋介石恐怕未曾料到，在他把陈济棠视为棋子、意图“驱虎吞狼”之时，自己也成了陈济棠棋盘上的一个角色。高手间的博弈，往往如此复杂，局中局、案中案，层层嵌套，迷雾重重。
陈济棠在关键时刻对红军提供的这种“帮助”，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4年，时任中共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陈济棠之子陈树柏。邓小平握着陈树柏的手，深情地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
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邓小平对陈济棠的这一高度评价，在海内外引发了强烈震动。这不仅是对陈济棠个人功绩的肯定，也揭示了长征初期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