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晋绥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5年8月)，作者公秉藩当时系第五集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原标题《第三十四师在中条山抗战纪实》
公秉藩 (1902—1982) 字屏轩，扶风县法门镇七里桥人。幼时就读私塾，后投身军界。
民国16～19年(1927～1930)，先后任国民军湖北第一集团军第一师、第二十八师中将师长。
民国19年(1930)在江西吉安加入国民党。民国20～21年(1931～1932)任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级教官。
民国22～26年(1933～1937)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大队长、支队长、总队副等职。
民国26～30年(1937～1941)任国民军第三十四师中将师长。
民国30年(1941)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寇俘虏，后任汪伪中央党校训练团干部总队长。
民国32～34年(1943～1945)，任汪伪湖北警务处处长及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民国34年(1945)日寇投降后，又充任国民党新编第七路军军长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高参，公对此认为是有职无权，遂向蒋介石提出退职。同年12月被资遣回西安住闲至解放。
1949年7月间，公秉藩向我西安市公安局进行登记，1951年4月18日以国民党战犯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审查，1956年集中中央公安部，1957年12月解送陕西省公安厅关押。
公秉藩的主要罪恶是：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达25年之久，曾逮捕红军战士、革命青年和无辜群众50余人，其中20余人被其部属和他亲自下令杀害。民国19年(1930)充任新四师师长时，奉令积极围剿工农红军总部，曾在湖北盐利战斗中使我红军伤亡数百人。在江西吉安亲自指挥修机场一座，因反共有功两次获敌奖赏3万元。民国20年(1931)进犯我赣、粤、闽边区时所率匪部被我歼灭，公被我俘获后冒充士兵乘机逃跑，继续与我为敌；民国25年(1936)充任别动队一支队队长时，在陕西淳化、商县一带到处修筑碉堡，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在荆西公路一线多次与我地方游击队作战。围剿我军陈先瑞部，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民国34年(1945)被日寇在中条山俘虏后，任汪伪政府要职，出卖祖国，充当汉奸，为日寇训练警察局长，了解我军太行山一带活动情况，积极为汪伪反动政府效力。
解放初期，公秉藩对我一些政治运动，有积极拥护表现，如怕家庭反对土改运动，写信将其侄叫到西安，嘱咐在家服从政府法令，积极接受土改。
1950年国家发行建设公债时他积极响应，把自己一部分住宅变卖，购买公债3000万元(旧币)。抗美援朝时，把家藏商代古鼎一座(价值一万余银币)捐献政府。
公秉藩在收押管教初期，认罪不够，交待罪恶不老实，认为他“早已放下屠刀”。不服关押，先后散布了一些反动言论，如说我“镇压杀人太多，太残酷”，“人民民主专政是假民主，即光专政，就没民主”等等。经过后期管教，确有悔改，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表示积极拥护，过去未作交待的罪行作了交待，并有了较深的认识。他在一检查反省书中说：“我的反动历史有20多年，罪恶多端，不论举其任何一件，都是死有余辜。唯有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时代，才能给我以宽大、重新作人的机会，真是史无前例，恩重如山”。并对原来的错误认识和反动观点作了自我批评。
公秉藩被我管押10年，经长期改造教育，认罪守法尚好，确改恶从善，1962年国家特赦获释，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人民政府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40元。公获释后，更进一步认清了前途，增强了改造信心，除补交待隐瞒的一些罪恶外，表示决心改恶从善，争取早日新生。他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十分关心，从1977年起，先后亲自撰写对台宣传材料8份。1980年被邀请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82年1月2日，在西安出席省政协四届四次会议期间，因病辞世。
(信息来源： 扶风县人民政府)
正文
奉调中条山
晋南的中条山，是保卫西安和洛阳的屏障，守军号称十五万，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一九四〇年我率领第三十四师从第五战区（鄂北）调入第一战区（洛阳），参加了中条山战役。
一九四〇年二月，我任第三十四师师长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驻鄂北老河口），归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驻鄂北枣阳）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驻鄂北枣阳）指挥。该军是参加了第二次鄂北会战后调到后方整补的军队。第三十四师正要在枣阳县开始整补的时候，接到了军长刘和鼎层转重庆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电令，要旨如下：着第三十四师开赴洛阳，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脱离第五战区建制。当时不光是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莫名其妙，就是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不知道底细。我把第三十四师开拔的计划做妥之后，部队交由副师长王自强（陕西华县人）指挥，我乘汽车绕道老河口，去向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辞行。李设宴款待，并邀该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留俄学生，李宗仁的外甥，蒋介石的侄女婿）和该战区军风纪视察团团长王陆一（陕西省人）及团员等作陪。席间李宗仁说：“第三十四师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后就参加第五战区，作战得力。第一次鄂北会战后，公师长还得了青天白日奖章，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把这个师调到第一战区去呢？”还说：“我看不可能是为对付八路军吧？”谈话中表示了惜别之意。过了两天，我接到别动总队长康泽从重庆总队部来电说：“奉委员长命令着新编××师师长刘元塘（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之侄），率领该师从成都出发，俟到达洛阳后，以第三十四师为基干，合编为新编第十二军。以刘元塘任军长，公秉藩兼任副军长。”我才知道第三十四师调洛阳是康泽呈请蒋介石发布的命令。康泽这样做是一举两得：第一，抗日战争期间，四川的队伍，躲在大后方不肯出去，是重庆政权的心腹之患；第二，第三十四师与刘元塘的新编师合编为新编第十二军，能加强康泽的政治资本。
一九四〇年二月下旬，第三十四师从鄂北枣阳县开拔到达洛阳后，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通知，暂驻平乐镇休息。两天之后，接到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命令，派第三十四师接替第一九六师(师长刘超寰，江西省人，胡宗南嫡系），驻防地东起泗水，经孟津、铁谢，西至渑池，担任黄河守备任务，防御日军，防止异党活动，防止走私贩毒等，办法另有详细规定。师部位置在吕家庙，一面担任河防，一面进行整补。我三月一日率领第三十四师进入河防位置，按照第一九六师兵力部署情形，从师部到团、营、连、排、班，都按照原来的位置接替下来。只有该师师长刘超寰在吕家庙给胡宗南特别修建的一座别墅，是专供胡宗南来洛阳时用的招待所，这对第三十四师来说，没有同样的用途，因为胡宗南不会来到第三十四师居住的，这个地方就交给眷属工厂使用了。第一九六师交代河防完毕，开到洛阳驻了几天，就被胡宗南调到陕西去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从太行山经过洛阳去重庆开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临时打电话给铁谢渡口第二〇一团团长林崇轲，嘱警戒两岸，并派仪仗队准备迎接。林团长打电话报告我，要我赶快去铁谢欢迎朱总司令，还说长官司令部参谋长郭寄峤率领欢迎人员和车辆已经到铁谢渡口。我考虑长官部为啥没有通知我呢？是怕我接近朱总司令就会赤化。或者因为我以往参加过五次“围剿”，怕对朱总司令不敬呢？正在考虑的时候，林团长又打电话来，说朱总司令已经过河了。朱总司令检阅仪仗队时，问这是哪个师？答：第三十四师。又问师长是谁？答：是公秉藩。朱总司令说：“公师长是老朋友。”我听了林团长这段话，更感觉惭愧失礼。朱总司令到洛阳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马路上不许行人来往，听说是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朱总司令还带来一连卫队，长官部事前准备好一所房屋象隔离病院一样，生怕别人受到“传染”。这一连卫队从来到去，几乎没有人看见。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布命令，要旨如下：（一）着第三十四师开上中条山，归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指挥，接替第十四军防务，师部驻闻喜县胡家峪（现属垣曲县），担任东起凤凰山（与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衔接），西至唐王山以西（与第三军唐淮源部第十二师寸性奇师长衔接）。（二）第三十四师现在河防的任务，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第一七七师（师长陈式玉)接替。（三）第三十四师交接完毕后，集中在洛阳车站，由火车送往渑池。我把河防任务交代完毕，部队集中洛阳车站候车时，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向司令长官卫立煌报告担任河防期间整补经过。第三十四师八个月以来虽然接收过军政部兵役司拨补新兵两千多名，但由于逃兵过多，缺额仍未补充起来。逃兵多的原因：一是兵役人员贪污腐败，从师管区到乡镇保甲长买卖壮丁，由秘密变成公开，价值昂贵（当时洛阳附近一名壮了可卖棉花一千斤，或小麦三十石），第三十四师在接收的壮丁中检查出有反复逃跑被买卖过十次以上的兵。二是豫西民性强悍，各乡镇保甲均有武装，士兵一逃出营门，就被保甲组织收容窝藏起来，部队不敢深究。三是中条山部队士兵的生活太苦，士兵自己打柴、背粮、推磨子。后方部队的士兵，一听要开上中条山，就争相逃跑。卫立煌听完我这些报告之后，很神气地说：“你说的这些话，我是第一次听见，其他各部队没有这样情况，你是行伍出身，反而不如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会带兵。”其实其他各部队的逃兵缺额比第三十四师的情况还要严重，只是他们不肯讲罢了。卫立煌还自我陶醉地说：“中条山是抗日战争中的‘马奇诺’，防御工事坚强，守军士气旺盛，这是我使用背水战的成功。别人都不敢使用这个战术，只有我使用它成了大功，你去中条山一看，就会明白。”我听完卫立煌这段谈话之后，十一月下旬率领第三十四师进入中条山接替了第十四军的任务。第十四军是中央的嫡系部队，辖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和第八十五师(师长谷焘）被调回黄河南岸去了。
一九四〇年间中条山敌我形势
中条山东起太行山西至稷王山绵延三百余里，南至黄河，北至晋南平原仅一百二十里，是一个浅山。守军凭借北麓高峰向北防守，共分三段都是单线配备，没有纵深配备。东段绛县地区归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部防守，中段闻喜、夏县地区归第五集团军曾万钟部防守。第五集团军辖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的第七师（师长李世龙）、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兼任）以及新编第二师（师长金宪章，副师长赵奎阁）。第三十四师受第五集团军直接指挥，东起横岭关以东与第十四集团军衔接，西至风凰山是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防守。凤凰山以西至唐王山是第三十四师防守。唐王山以西至夏县是第三军第十二师防守。再西是第八十军防守。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率第七师驻夏县马村，南距黄河北岸白浪渡三十里，北距胡家峪六十里，都是空白地带，没有军队。西段平陆地区原系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防守，该部调洛阳整补后，由第八十军孔令恂部接替。该军辖第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担任上郭村至潭峪之线，东与第五集团军第十二师衔接。日军利用同蒲铁路和曲沃到高平的公路沿中条山北麓，在山外各要路口占据要点，强迫村民把山凿成堡垒，外围绕以铁丝网，分兵驻守。经常用炮轰击山口，向我阵地示威。
中条山主峰大部是石层组成，构筑工事非常困难，历来守军都仅有站跪卧三种防御工事，十分简单。第三十四师自接替防守任务后，不断加强工事，在凤凰山至唐王山一段，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经过四个月时间，士兵为修工事把器具都磨秃了。并在全线增设交通沟，加以掩护，择要地设据点，构筑堡垒。自认工事比以前强固多了。后来苏联顾问来视察时却大加批评，说中国军队太不注意防御工事，还要把中条山营为“马奇诺”，实在可笑。现代防御工事需把大山都要掏空，能使汽车炮车都可以通行。中条山的防御工事太儿戏，希望赶快加强。
士兵生活特别苦，第五集团军前线部队距黄河渡口白浪渡一百二十里，第一战区后方勤务部（部长杲海澜）在这里设立粮食供应站，让前线士兵在这里背粮，遇着好天气披星戴月往返需要两天多，遇着刮风或雨雪天，就要三四天才背一回。士兵要自己推磨，把原粮变成面粉，还需上山打柴，才能有燃料。没有副食，油、盐也很困难，士兵营养不够，劳动繁重，疲惫不堪。中条山气候寒冷，士兵在高山放哨，冻手裂足，只有一套棉衣，日夜不脱，夜间睡草铺，遍身生虱，虱子传染病，名日回归热，或日阵地热。师医院在前线设立灭虱站，用蒸笼把士兵的棉衣脱下蒸过一次，不久虱又重生，疾疫流行，重病号送至师医院，缺少医药病床，医院附近尽成坟墓。士兵把中条山视为活地狱，强壮者争先逃命，乘夜间放哨之际，放下武器，逃至黄河边，乘当地人的牛羊皮筏渡河。前线各师缺额日增，每连士兵多者七八十名，少者五六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也有之。
日军的阴谋诡计
日军把中条山守军情报了解得很详细，对驻地兵力、指挥官姓名都知道。中条山守军对日军的活动则一无所知，或知之不真。
一九四一年三月上旬，日军先在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阵地前活动。驻在临汾、侯马等地铁路沿线的日军，派遣骑兵为前卫，汽车载上伪装粮秣、弹药箱，马车伪装炮兵拖拉树枝扬起尘土，扬言将大举进攻中条山东段第十四集团军阵地，白日开往第十四集团军阵地前，故作疑兵，夜间又开回原地，飞机也在第十四集团军阵地上威胁侦察，连续不断地搞了一星期。听说该集团军被日军阴谋诡计所迷惑，到处设防，因而兵力分散，到处显得薄弱。日军集中兵力向第十四集团军薄弱地点进行攻击。战斗激烈的时候，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命令第五集团军派兵支援。曾万钟派遣第三军第七师一个加强团，支援第十四集团军，路过胡家峪，我去路旁亲眼看见该团士兵行起军来还赳赳气昂昂有英勇杀敌的模样。数了数该团每连只有战斗兵六十多名，轻机关枪六挺，每营有重机关枪四挺，团部有迫击炮四门，士兵携带子弹饱满。为啥只派一个加强团，不派一个师呢？说明当时国民党军队，各自保存实力，互不愿支援。过了三天后，该加强团又从原路折转回来，听说到达目的地时，第十四集团军已放弃了中条山东段全部阵地，溃退到中条山以南平原。日军的目的已达，没有向山外追击。
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听说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推卸责任，硬说中条山东段的失败是由于八路军的捣乱。接着把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纵队司令毕梅轩，陕西高陵人）和河北民军游击第一支队（支队司令刘荫轩，河北省人)派到绛县地区打游击。同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还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第七十师开进了绛县地区。
日军占领中条山东段绛县地区第十四集团军刘茂恩阵地之后，停顿了一个多月，五月上旬又开始蠢动，使用惯技，故作疑兵，声东击西，每天从同蒲铁路临汾、侯马等站，开出两三列火车，满载士兵和渡河器材，架桥材料，到达潼关对岸风陵渡卸下来。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又装上火车，开回原站，第二天又开到风陵渡，反复循环了一个星期之久。日军声言渡河进攻西安。对中条山西段平陆地区守军第八十军孔令恂部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阵地，和对付中条山东段绎县地区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一样，用汽车马车伪装大炮和运输粮袜，派骑兵拖拉树枝扬起尘土，不断地在阵地前眩惑，声言将大举进攻。对中条山中段闻喜、夏县地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阵地，则派飞机不断侦察，并在侯马通横岭关到垣曲的公路上照像，强迫农民修筑横岭关公路，声言从铁路沿线调来了有力师团增加兵力。敌机还在第三十四师阵地唐王山附近用小型降落伞投下无线电收发报机，看起来这里还有日军埋伏侦探或汉奸组织，但在山林中经过搜索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我把以上这些情况随时反映给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还直接电报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都完全不信，硬说是敌企图渡河，所以卫立煌他们调集后方可能调动的部队加强河防，特别是西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把潼关河防一再强，对中条山防守问题则置之不理。
何应钦到洛阳视察
正当中条山日军第二次蠢动，洛阳西安震惊的时候，重庆军政部长何应钦飞到洛阳视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已去重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参谋长郭寄峤代理，通知第一战区军长以上在洛阳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还有孙连仲（驻南阳）、庞炳勋（驻豫北）、曹福林（驻郑州附近），还有第九军军长裴昌会，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八十军军长孔令恂，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等，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被邀列席，还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各处处长等，共四十多人。四月二十日在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开会，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冯钦哉致开会词，对何应钦推崇备至，说何部长是国民党的元勋，是长胜将军，这次亲临指导，我们一定能战胜强敌。接着请何应钦训话，大意是我们对日抗战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由于军令不统一失掉好多国土。今后要寸土必争，不能再跑了，再跑就无处容身。中条山是洛阳西安的屏障，必须确保。还说第十四集团军失掉中条山东段地区，是由于军令不统一所致。何应钦讲完话后，让各总司令自由讲话，没人应声。由第一战区参谋长郭寄峤把何应钦的讲话解释了一下，就算收场了。接着就在大礼堂欢宴何应钦，各总司令和军长纷纷敬酒，午后何应钦与各总司令、军长个别谈话。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把我的名字和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排在一起。唐淮源把中条山单线配备的危险和士兵生活太苦疲备不堪的原因，报告得很详尽。何应听得不耐烦说：“我令后勤主管部门研究改进办法。”何应钦问我，公师长有什么意见，我答完全同意唐军长的意见。何应钦命令我说，战事将要开始，把第三十四师拨归第三军唐军长指挥。
我接受命令后和唐军长一同辞出，第二天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一同回到中条山防地。这次会议对中条山防御没有新的部署，也没有新的防御计划和作战方针，令人感觉失望。
中条山作战的失败
黄河以南属于第一战区指挥的部队和黄河以西属于第八战区指挥的部队，凡是可以调动的部队，都集中到了潼关左右，在第一战区代理令长官郭寄峤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下，构筑工事防备日军渡河。对防守中条山都漠不关心。日军认为诡计已经发生效用，时机已成熟。五月七日下午起，中条山刮起大黄风，黄沙弥漫，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气候突变寒冷。日军利用恶劣天气，分兵三路，向中条山发动进攻。一路进攻西段平陆地区第八十军孔令恂部，新编二十七师（师长王竣）第八十团阵地一触即溃。据该团第一营营长刘汉卿说，日军午夜接近步哨线后，驱使伪军喊话，大叫该团营长连长姓名，还说该师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一团业已投降，日军已经包围第八十团，如不赶快投降，就要作俘虏了。该团官兵莫名其妙，恐惶之余转身就向后方逃跑，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一团听说第八十团向后方逃跑，也就跟上向黄河边茅津渡逃跑。十二日黎明，日军飞机扫射轰炸，我军官兵四百多名被炸死在茅津渡以北某地。日军没费吹灰之力，占领了中条山西段平陆地区。一路向夏县、闻喜交界处第十二师阵地进攻，随即突破，向东直驱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马村，与第七师战斗。一路进攻唐王山第三十四师阵地，该师第一九九团守兵一连被击溃，团长薛金吾闻讯即率该团反攻。十二日黎明我率师预备队第二〇一团（团长林崇轲在重庆受训，团附鲁平阶代理团长）和临时配属的山炮兵一连（有卜福斯山炮四门）以及师直属部队特务连参加反攻。从早到午，激战甚烈，唐王山周围阵地业已夺回，敌已退据庙内，眼看快要收复唐王山的时候，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周体仁打电话说：“总司令部驻地马村守军第七师阵地被敌突破，总司令部危急，你师应该放弃唐王山，驰援马村，限四小时到达，不得有误。”我说：“马村距离唐王山八十余里，敌前撤退困难很多，四小时如何能到达呢？”周说：“情况紧急，若有延误，由你负责。”我没奈何只得命令各团一面掩护一面撤退，转向马村急进。经过胡家峪时，天已黄昏，细雨漾，午夜抵架桑镇，遇见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率第十二师寸性奇部，退至这里。第七师师长（李世龙）从马村也撒退到这里，李说：“马村已被日军占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不知去向。”十三日早，马村之敌跟着第七师尾追而来，唐淮源命令第十二师和第三十四师同时投入战斗。据第八十四师的艾捷三团长溃退到架桑镇附近在电话上和我联络时说：“十二日清晨，敌炮击横岭关，略有战斗，第十七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不知去向。”
十三日上午敌乘大雨攻击更猛，炮声机枪声震耳欲聋，第七师、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师凭借山地与敌激战，伤亡惨重，山谷流水被人马践踏和伤亡官兵的血染变成红泥浆。夜间站在高山上看见唐王山之敌已经占领胡家峪，焚烧房屋火光熊熊。听说敌占后，在这里杀人很多，因为这里驻过师部。
十四日上午大雨不停，敌仍攻击猛烈，包围圈越来越小。官兵冒雨激战两三天没有休息，没有吃饭，浸在大雨中，外无援兵。唐淮源召集第七师师长李世龙、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和我，在架桑镇附近山谷中一座大庙内开会，命令晚间化整为零，以团为单位向外突围，渡过黄河后集合。各单位用无线电联络，把伤兵自行设法藏匿在山洞里。我回到架桑镇附近一座高山上，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传达了命令。
当晚，我率领第三十四师师部直属部队特务连、工兵连、输送营、通信连等和第二〇一团一起，开始突围。第二〇一团因战斗伤亡以及平时缺额关系，实际兵力不足两营。但原系荣誉团改编，官兵久经战斗，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冒着大雨，忍着饥饿，向南摸索。战斗一连三日，两天多大雨不停、包围圈日益缩小，没有情报来源，只凭臆断。南来敌主力已进至架桑镇附近，正在前线激战。我想黄河北岸势必空虚，乘敌战斗三日，夜间休息之际，我们突击其后，接近黄河北岸就能取得接济，渡过黄河。这是我从眼前形势决定的方向，其他各团由团长自行决定。晚间当我冒着大雨率领这支部队经过架桑镇附近高山上的交叉道路时，看见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坐着一顶大桥，由八名士兵抬上高山向北行进，身边带着一支队伍，其他各团也有向北走的，也有向西走的，也有向东走的。我率领的这支部队整整走了一夜，十一日天刚亮，到达一个小镇（忘记地名），镇上居民逃避一空，我命部队宿营做饭吃，利用河水洗脚，休息后再看情况行动。想不到炊烟一起，被周围出上的日军发觉，大举来攻，机枪大炮齐发，飞机轰炸扫射，直属部队仓皇应战。第二〇一团距离我们二三里宿营，我命令加入战斗。又同副师长王自强(陕西华县人）、参谋长唐汝昌（四川安岳人）、政治部主任欧阳瑛（湖南省人）等爬上附近高山，欲谋选择指挥所。登高一望，各山口均有敌兵活动，一时周围高山均被敌占。看见我们业已误投强敌怀抱，勉力支持至夜，利用日军休息，又转向西北方向摸索。此次战斗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我就和副师长王自强、参谋长唐汝昌、政治部主任欧阳瑛和卫士刘荫学、赵学仁等七八人走上逃命的道路，在高山丛林中摸索了两天，总是钻不出日军的重围。十八日上午日军步兵带领山西省伪军约二三百名搜山，发现山头上有人便包围上来，王自强、唐汝昌、欧阳瑛等钻进密林，我和卫士刘荫学、赵学仁三人被俘。
资料来源：
《晋绥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98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