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年的莫斯科，每当提及李立三的名字，众人无不心生警觉，纷纷避之不及，深恐染上所谓的“机会主义”瘟疫。然而，叶莉扎维塔却坚信，无论他被称为李明抑或李立三，这都无法阻挡她对他的深厚友谊。她欣赏他的坦荡与直率，常听闻中国同志戏谑地称他为“坦克”、“大炮”，这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他的性格；她敬仰他的理想与抱负，以及那份脚踏实地的革命情怀；她倾心于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浪漫革命生涯……
他曾在苏联及我国境内遭受牢狱之灾，两次全球瞩目的政治浩劫中，他不幸沦为受害者。
鲁迅曾言：“悲剧，它毁灭人生中那些珍贵之物，以昭示世人；而喜剧，则将那些无足轻重的存在揭露于众。”
在本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两场震撼全球的政治巨变相继在两个社会主义巨擘间上演。这两次重大的灾难，如同乌云笼罩，给本篇文章的主角——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带来了终身的痛楚与悲剧。
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因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不幸遇刺，触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肃反运动”，亦被称作“大清洗”，使得整个苏联陷入了政治恐怖的深渊。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有高达70%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56%的党代会代表遭受逮捕并被处决；苏联红军中约有3.5万人遭受不幸，全军近半数的军官被押送至集中营；1933年时，联共（布）党员人数达到350万，而到了1937年，这一数字锐减至200万人以下。
三十年之后，中国亦见证了性质相似的惨痛政治悲剧。那便是1966年至1967年间肆虐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席卷了整个国家。无数干部遭受迫害，牵连人数高达上亿，约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经济损失更是高达约五千亿元人民币。
两次灾难，李立三既是受害者，亦为见证者。他以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对那些疯狂、丧失人性的邪恶政治势力的强烈谴责与控诉，彰显了一位真正革命者捍卫真理与正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
1930年岁末，李立三时年三十，奉共产国际之命，孤身赴莫斯科检讨所犯错误。彼时，他已被剥夺了中共中央一切负责人职务，此乃因其任职期间所持的“左”倾冒险主义立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背道而驰，遭受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共产国际更是将此错误定性为“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
谁料一别竟跨越了十五载春秋，在那段岁月里，他在莫斯科邂逅了红颜知己——苏联的姑娘李莎，并缔结了跨越国界的姻缘，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爱情传奇。
1933年夏日的一个午后，年仅19岁的苏联少女叶莉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人称李莎，特地前往探望她的挚友莎丽达·列依索洛娃。莎丽达的丈夫名为杨松，一位来自中国的同胞，当时正投身于共产国际的事业之中。
叶莉扎维塔轻启杨松家的门扉，目光迅速扫过，便在沙发上捕捉到了一位身材挺拔、面带慈祥笑容的中国青年。杨松随即指向那位中国青年，向她介绍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同乡，李明同志。”
李明立刻起身，以礼相待，与叶莉扎维塔握手，从而开启了他们的相识之旅，并逐渐展开了交往。
数日之后，杨松的寓所再次成为朋友们的聚会之地，叶莉扎维塔亦然莅临。她对与中国同志的交流充满热情，这亦是她与李明增进了解的好机会。经过前几次的交往，她对李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日，她期盼能在杨松的居所再次见到李明，然而，李明尚未现身。
有人高声询问杨松：“杨哥，李立三今天是否会到场？”
叶莉扎维塔惊讶地大声询问：“李立三竟然在苏联？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抵达的？”
列依索洛娃开心地笑出声，轻轻戳了戳叶莉扎维塔的额头，打趣道：“哎呀，你可真是个小糊涂虫！李立三不也就是李明嘛！你俩关系那么亲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叶莉扎维塔对此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困惑，一时之间，她陷入了沉默，不知所措。她实际上并未意识到李明正是李立三，因为李立三从未向她透露过这一身份。
在莫斯科那个年代，提及李立三的名字，众人无不心生警惕，纷纷与他保持距离，唯恐染上“机会主义”的恶疾。然而，叶莉扎维塔却坚信，无论他叫李明还是李立三，都无法阻挡她对这位朋友的深厚情谊。她倾心于他的率真与坦率，常听中国同志戏谑地称他为“坦克”、“大炮”，这恰恰是他个性的生动写照；她敬仰他怀揣理想、追求不懈，以及那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她更是被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浪漫革命生涯所吸引……岁月如梭，随着交往的深入，两颗心渐渐靠近，爱情的种子在彼此心中悄然生根发芽，含苞待放。
在那个时期，叶莉扎维塔正忙于备考大学的入学考试。她如痴如醉地爱上了那位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李立三。而此时，李立三身处异国他乡，孤身一人，饱受寂寞之苦，能得遇叶莉扎维塔的深情厚意，自然欣喜若狂。他对叶莉扎维塔的爱意同样深沉而真挚。
1936年伊始，二月的第一周，李立三与叶莉扎维塔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的第七层，一间仅14平方米的空间内，举办了一场简约而温馨的婚礼。陈云等十几位中国同志亲临现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并向这对新人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李立三与李莎
按照苏联的传统习惯，女人出嫁后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叶莉札维塔应该称为叶莉扎维塔·李，李立三根据莉扎的谐音，给妻子取了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自此，李莎的命运便与李立三紧密相连。
新婚燕尔的李立三突遭苏联内务部人员的拘押。李莎不畏艰辛，跋涉千里，终寻得夫君。
新婚燕尔之际，李立三与李莎沉浸在二人世界的温馨氛围之中。他们并未选择休假，而是以不懈的工作作为他们甜蜜蜜月的庆祝方式。
1938年2月23日的拂晓尚未到来，一支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及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匆匆步入高尔基大街上的柳克斯公寓。沉重的皮靴与地板的撞击声，将李立三与李莎从睡梦中惊醒，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们的心头。
有人用力敲打着李立三的宅门，声音显得固执而粗鲁。李立三目光扫过李莎，随即起身走向房门，将其打开。
突然涌入几名手持武器的士兵，其中一位严厉的军官质问道：“你就是李明？”
“没错，我是李明。”李立三以平静的语调，用俄语回应道。
军官的目光锐利地扫过李立三，语气冷硬地宣告：“你已被捕。请迅速整理好着装，随我们前往。”随即，他向李立三出示了逮捕令。
士兵们簇拥着推走李立三。
李莎疾步上前，挡在李立三身前，质问道：“你们有何权利逮捕他？他心地善良，绝无过错。”
军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语气中带着轻蔑：“不论有罪与否，都请前往肃反委员会陈述。”他猛地一把推开李莎，厉声下达命令：“立即带走！”
临别之际，李立三回首叮嘱道：“李莎，切勿落泪，速速告知党组织，我的清白之身，在莫斯科，未曾对苏维埃有过丝毫背叛之举。”
李立三被捕翌日，当局便派人来驱逐李莎，要求她即刻离开柳克斯公寓。这是李莎首次体会到政治歧视的苦涩，她无奈之下，只能强忍怒火，遵从当局的命令，迁至公寓院落角落的一间狭窄的厢房。这间厢房本是专为被捕者家属所设，里面已住进七八人，使得原本就不宽敞的房间显得格外拥挤。
即便李莎已告别了共产国际的干部寓所，但她所承受的政治打压却并未随之消散。在她所隶属的外语师范学院团组织中，她被迫在团籍与丈夫之间做出艰难抉择：要么保留团籍，要么舍弃婚姻，二者之间只能择其一。
一日，学院团委召集全体团员召开大会，指定李莎公开发表立场。她站在众人期待与冷漠交织的目光中，内心不禁颤抖，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她既珍视团籍，亦深爱丈夫。经过深思熟虑，她终于坚定了信念，平静地向大家陈述：“我的丈夫李明并非反革命，我对他的了解让我坚信，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话音落下，她默默从口袋中取出团证，轻轻置于主席台之上，然后转身离去。泪水无声地滑过她的脸颊。
自李立三被捕以来，与李莎的联系彻底中断，无论是电话还是书信，皆无音讯。李莎曾多次前往内务部询问，却总是遭到推脱或沉默以对。因此，她始终未能知晓丈夫的具体关押地点。
李莎心中牵挂着丈夫，下定决心要探寻他的踪迹。莫斯科的初春时节，气温虽渐回暖，却仍带着一丝寒意。她迎着刺骨的北风，几乎走遍了莫斯科城内每一座监狱，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出奇的一致——冰冷的“没有”。
“它总不至于就这样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吧，想必是被关押在了监牢之中。”李莎并未气馁，仍旧执着地寻找。随着冰雪的消融、大地的转绿，希望的幼苗也在李莎心中悄然发芽。那日，她跋涉风尘，抵达了塔岗卡监狱，只见询问处前早已人头攒动，她随着人流缓缓前行，最终来到了窗口前。递上身份证后，她高声呼唤：“我要找一名名叫李明的中国公民，本名李立三，他是我丈夫。”
屋内一片寂静，那熟悉的粗暴吼声早已消失不见。李莎心中涌起一股好奇，轻轻踮起脚尖，向窗户内窥去，只见一位年迈的看守正低头在一本厚重的册子上翻找着。
片刻之后，老看守的声音在窗口处响起：“此人就在此处。”
李莎内心涌起一股兴奋，终于找到了。她向老看守询问：“我能见到他吗？”
“不行，肃反委员会规定，概不接见。”
李莎失落之情溢于言表，步出窗前，轻轻拭去那不经意间涌出的泪滴。虽未能得以相见，但她毕竟探得了丈夫的下落，这对于她而言，已是莫大的慰藉。
岁月如梭，李莎在无尽的痛苦中渡过了整整一年半……
1939年11月4日夜晚，辛勤劳作了一天的李莎刚躺进被窝，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这么晚了，究竟是谁来访？”李莎带着好奇起身开门。
一位军官面带微笑地立于门旁，语气亲切地询问：“李莎同志，您就是这位吧？”
李莎感到提问的方式颇为不寻常，自从李立三被捕以来，鲜有人对她展露笑容，更别提有人热情地称呼她为“同志”。
“嗯。”李莎淡然点头。
军官依旧面带微笑，亲切地说道：“我为您带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军官让开，李立三站在其后。
李莎喜出望外，毫无顾忌地紧紧拥抱李立三，热情地在他脸上落下一串串深情的吻。
李立三紧紧地搂住妻子，察觉到她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而他心中也汹涌澎湃，无声的泪水滑落在妻子乌黑的长发之间。
李立三终获清白，重获自由，重返祖国怀抱。李莎毅然决然，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选择留在中国，安顿新家。
李立三获释之后，共产国际于1940年3月对李立三案作出了最终裁决：关于他在苏联所涉问题的指控，经核实，均无事实根据。
1945年12月31日傍晚8时整，苏共中央联络部长潘友新亲切地邀请李立三同志前来会面，见面伊始，便洋溢着热情的笑容，说道：“恭喜您，立三同志，您已成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李立三心中充满激昂，中国共产党并未忘记他。即便他身在国外，亦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之列。
的确，祖国与人民未曾忘记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亦未曾忘记。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的选举之际，毛泽东同志向与会代表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李立三同志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由此，李立三同志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许当时李立三同志并未察觉，他参加七大的党代表登记表是由其老友陈云同志代为填写，这一细节亦从侧面反映了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的深切信任。
潘友新向李立三透露，共产国际已无条件批准了他的归国请求。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度过长达15年的苏联生活后，果断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途。
随着列车缓缓驶离，李莎的眼眶中不禁涌出了泪水，她对着火车大声呼喊：“等等我，我也要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
李立三卸任之际，李莎着手整理前往中国的行李。但亲朋好友纷纷劝她打消此行。有的担忧地告诫：“中国正处在解放前的动荡时期，内战尚未平息，你刚刚经历过苏联的艰难抗战，何必再度置身于烽火之中？”还有的劝解：“共产党尚未统一全国，解放区的生活颇为不易，何必为了未知的追求而舍弃在苏联的安逸生活？”
李莎意志坚定，她毫不犹豫地宣告：“肩负着立三的使命于祖国大地上，我义不容辞地选择与他并肩作战，为他提供坚实的后盾。他需要我的陪伴与鼓励，也需要家的温馨，我怎能将他一人留在苏联安享闲适？既然已是中国人的妻子，我便应回归祖国，全身心投入其中。”
经过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密切协商，李莎身负苏共中央联络部颁发的正式证件，于1946年9月底踏上征程，目的地是中国哈尔滨。彼时，李立三肩负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任，其办公地点便坐落于哈尔滨市。
李立三面对妻子与女儿的到访，喜悦之情顿时溢满心间。在这片松花江畔的秀美河岸，他们共同筑起了温馨的家园。
李莎肩负重任，受命于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执掌教鞭。她怀着对丈夫祖国的无限热忱，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将自身的知识财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的学子们。
扎根中国还是回苏联？
当前，康生提出让李立三与李莎解除婚姻的建议，这一举动显然是出于政治考量。但李立三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因为他与李莎的感情深厚，彼此了解，相互扶持，他怎能轻易提出结束这段婚姻呢？
李莎对李立三的深厚感情让她难以割舍。面对离别的抉择，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苏联国籍，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以此向世人昭示了她对李立三忠贞不渝的爱情。1964年7月，李莎正式踏上了一条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骤然袭来，李立三再次身陷困境。而他为了刘少奇所进行的辩护，竟意外地成为了他招致灾祸的导火索。
1966年春末夏初，我国大地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李立三因背负“立三路线”的罪名，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场猛烈扫荡中的“牛鬼蛇神”之一。然而，众所周知，李立三的错误距今已有三十余年，且曾多次接受清算与审查。尽管他曾经担任华北局书记，但实际上早已被边缘化。他并非当权派的核心人物，因此也不可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镇压造反派。基于此，华北局机关内部普遍认为他是一只“死老虎”，造反派们对他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初的半年中，他仅作为陪斗者参与了部分批斗会，人身自由并未受到限制。
1966年的岁末，他接到了必须参加批判陶铸同志的大会的通知。在会上，他耳闻的所谓“揭发批判”不过是些荒谬绝伦的诽谤之词，而他亲眼所见的是陶铸同志遭受造反派的无端羞辱和精神上的摧残，这让他心中不禁涌起悲愤之情。愤怒难以抑制，他坚决地离开了会场。这种毫无根据的无限上纲、随意定罪的做法，与苏联1938年肃反运动高潮时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对自己的朋友坦陈，即便是在万人大会上接受批判，他也必将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绝不会说一句谎言来陷害无辜之人。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集中“揪斗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重点。1月21日，“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两个专案人员找到了李立三，他们与那批大喊大叫的造反派不一样，态度显得很温和，一副知情达理的样子。他们懂得自己面对的这个李立三曾是党中央的重要负责干部，他掌握许多老干部的情况，是个“活档案”。他们企图从李立三口中挖出一些有力的证据以达到他们的预期目的。他们对李立三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我国搞修正主义。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他的历史罪行也要清算。”他们要求李立三“戴罪立功”，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们与李立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记录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李立三在最后一次严峻政治考验面前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保持真正的共产党人晚节的证明。
“在‘二七’罢工之后，主席的思想呈现出（安源）蓄势待发的态势。”在李立三被调离安源后，刘少奇秉承毛主席的指示，带领当地工人“仅提出一些合理要求”，以此向矿方施压，却并未引发罢工，从而“安源得以免遭镇压”。刘少奇的行动是正确的。李立三总结道：在这半年的协作历程中，我并未察觉到刘少奇同志身上存在任何问题。
李立三随后回顾了“五卅”运动的历史篇章。他提及，在那次波澜壮阔的运动中，他身担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重任，而刘少奇则被任命为总务部长，相当于今日的秘书长一职。在此期间，他肩负起对外宣传的重任，代表工人阶级参与工商学联合会的各项活动。至于工会的日常事务，刘少奇承担了更为繁重的职责，相较之下，他的工作量较为轻省。尽管与刘少奇共事长达三个月，但他并未察觉到刘少奇有任何不妥之处。
“第三次，我在武汉度过的那段岁月，时间跨度为1926年至1927年，期间我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职务，而他的角色则位居次席”。在那场收回英租界的激战中，刘少奇始终与民众并肩作战，那段时光里，并未发现他有任何失当之举。自此，我们便失去了共同工作的机会。总体而言，在这三个阶段里，我并未发现刘少奇存在任何重大问题。
自那时起，众多人物络绎不绝地前来，对李立三施加压力，期望他能够“建立新功”，提供有关刘少奇的“叛徒”证据，或是其他一些老干部的“罪行”材料。面对这些，李立三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进行了答复。
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的呼声响彻天际，背后却遵循着顺者昌、逆者亡的冷酷逻辑。不论心中是否认同，是否领悟，每个人都被迫顺应潮流，高喊“打倒”，否则，便可能尝到自食恶果的苦果。在那个年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然而李立三却勇敢地为一位被定性为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受害者仗义执言，揭露其冤屈，这无疑是在大义凛然地迈向刑场，踏上了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
李立三再度成为专案组严厉打击的对象，不幸地陷入了冤狱的阴霾之中。
自那两个专案组对他进行审讯之后，李立三的名字便被迅速划入了重点迫害的名单。随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纷纷编造了一系列的政治谣言，并引发了一场针对李立三的点名批斗狂潮。叶群更是首当其冲，声称李立三曾公然反对，并图谋暗害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不久，戚本禹在一次“接见”造反派头目的场合，公然煽风点火：你们切莫以为李立三不过是一只“死老虎”，他的问题远比你们所知的要复杂，就如同瓶中水，你们仅窥见了冰山一角。他被诬称为“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随之，“李立三里通外国”的口号迅速在机关和大街上蔓延开来。要求李立三交代其作为外国“特务”和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的大字报也纷纷张贴。各种规模的批斗会接连不断。在一次批斗李立三的集会上，会场高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巨幅标语，口号声此起彼伏，迫使李立三交代其“罪行”。李立三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随后，他表示，自己李立三犯有严重错误，无论何时都愿意接受检讨并改正。但他坚称，反党和卖国之事，他从未参与。
1967年5月20日凌晨，李立三的居所遭遇了造反派突如其来的查抄。家中的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一片狼藉。那些被认为带有疑点的信件和文字资料悉数被带走，甚至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以及相册中的照片和孩子们钟爱的洋娃娃，也被视为李立三“变质”的罪证，一并被没收。
6月5日，依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成立了由全国各地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联络站发表公告说：“窃居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正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40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军、篡政活动忠实效劳……企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正是这些毫无根据、随意编造的“罪名”，激起了汹涌澎湃的批判狂潮，对李立三的围攻愈发激烈。在5月与6月短短两个月内，便召开了多达14次的批斗大会。在这些批斗会上，造反派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将他挂牌示众，迫使他弯腰“坐飞机”。已年满68岁的李立三在每次批斗会后，都汗流浃背，面色苍白。即便回到家中，他也难以安宁，每天都有几批人轮番前来审问，逼迫他交代所谓的“罪行”。相较于当年在莫斯科监狱的青壮年时期，李立三如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残酷的折磨下，他时常感到头晕目眩，手脚麻木，站立不稳。他的高血压症状因无法得到治疗和休养而愈发严重。他曾五次致信“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澄清“里通外国”的罪名，并请求准假治疗，待体力恢复后再回来接受批斗，然而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应。
6月18日，一群红卫兵毫无预兆地涌入李立三的居所，对李莎厉声下达指令：“随我前往华北局，对李立三展开批斗。”面对李莎的辩解，他们毫不在意，径自将她强行带走。
李莎被引领至华北局的会议现场，胸前挂着一枚显眼的胸牌，牌上以令人震慑的字体印着“苏修特务李莎”的字样。接着，她被推至主席台前，直面眼前的群众，那里排列着十数位正遭受批斗的“牛鬼蛇神”。她不由自主地用眼角瞥了一眼身边一同受难的人，发现右侧第二位正是李立三，他脖子上也挂着一枚胸牌，然而牌上所书内容因距离较远而难以清晰辨认。
李立三的目光不期然地投向了李莎，那深情的一瞥中，蕴藏着无尽的眷恋。然而，在这等场合，他却无法向自己心爱的妻子投去一声问候。他的内心涌起一阵剧烈的疼痛，因为他又一次让妻子承受了无谓的牵连之苦。
李莎、李立三及其同台难友们均以“喷气式”的姿态挺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姿势带来的压力让他们难以承受。正当他们欲抬首喘息之际，一伙造反派突然冲上前，强行将他们的头颅按回原位。对于李莎来说，她所承受的痛苦尚在可忍受之列，但她最感痛心的是李立三。毕竟，他已是年过古稀的68岁老者，如此严酷的折磨，实在难以想象他究竟如何承受！
随着批斗会的结束，李莎和李立三一同步入了归途。李莎的情绪低落，一言不发。而李立三却以轻松的语气打趣道：“怎么，心情还是没能好转？能和华北局书记一起接受审判，你的升迁速度简直让人惊叹！”
笑声轻盈飘散，引得李莎不禁露出欢颜，然而李立三却敏锐地察觉到，妻子的眼眸深处，泪珠在眼眶中默默闪烁。
持续的批判无情地击垮了李立三的体魄，他深受咳嗽、气喘、心力衰竭和失眠的困扰，体重急剧下降。他曾试图提出前往医院就医，意图在病痛得到缓解后再承受批斗的煎熬。然而，造反派对此置若罔闻，无论他身体状况如何，仍旧照常进行批斗，使得李立三的病情愈发严重。
六月二十日，李莎又一次被带到华北局机构，与李立三一同遭受了批判。会议结束后，造反派难得地派车将李立三和李莎送回。李立三身体虚弱，靠在李莎身边，轻声问道：“你什么时候被带走的？中午吃饭了吗？”
李莎的眼眶中不自主地泛起了泪花，她无声地轻轻点了点头。李立三紧紧握住她的手，李莎的手指在轻微地颤动。
车辆犹如闪电般掠过中南海北门，一晃而过北京图书馆，距离李莎的住所愈发近了。车子最终停稳，一位造反派朝着李莎喝令道：“立刻下车，动作要迅速！”
李莎质疑道：“为何只让我单独行动？难道不能和立三同行吗？”
造反派愤怒地喝道：“无需多言！立即执行命令，李立三不得擅自下车！”
李立三缓缓地睁开双眼，欲言又止，但终究体力不支，虚弱到了极点，连发声的力气都已耗尽。
“务必保重！”李莎紧握着李立三的手，话语中带着几许哽咽，接着她缓缓走下汽车。载着李立三的车辆犹如疾风般消失在视线中，将他悄然囚禁于三里河某处非法设置的牢笼内。
饱受折磨之苦，李立三最终饮下安眠药，与这个世界永别。自他离世之刻起，李莎亦被押上了囚车，此后在牢狱中度过了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
6月20日的夜晚，李立三泼墨挥毫，向毛主席写下了一封诚挚的书信。他深信毛主席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同乡同源，都来自湖南，并共同投身革命事业，更是因为早在1921年年底，他从法国的勤工俭学归来，尚未及回家探望亲人，便迫不及待地跟随毛泽东前往湖南安源进行实地考察。那时年仅21岁的李立三，已经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9年9月，在主持中央工作的期间，李立三与周恩来一同代表党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后来，由于“立三路线”的错误，他离开了领导岗位，远赴苏联。在那长达15年的留苏岁月里，他在政治上已经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6月21日，许多单位联合召开了大规模的批斗李立三大会。由于前一天夜晚的折磨，走进批斗场的李立三显得十分疲倦。他脸色苍白，眼睛深陷，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他微睁着眼睛，强打精神向会场上扫一眼，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李莎也在台上陪斗，嘴唇张了一下，随即又向她点点头。李莎看着他，一阵揪心的痛苦难以压抑，眼泪夺眶而出，她怕他看见，扭过头去，咬着牙根，闭上了眼睛。这次批斗会是这对患难夫妻最后一次无言的痛苦相见。李莎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与丈夫的永别。在大会上，造反派们叫喊着质问李立三为什么要“里通外国”，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李立三振作精神，愤怒地答道：“我并非所谓的‘通敌卖国’的间谍，指责我背叛党和社会主义，你们能拿出什么实证？”李立三面对激昂的叫嚣与口号，仅以冷漠的目光环顾四周，不再开口争辩，宛如已置身于另一个维度。
6月22日午后，李立三以其孱弱之躯勉力握笔，书写了一封辞世信。信中，他对毛主席言道：“……然而，有一事亟需廓清，那便是我以及我的家人，未曾参与任何通敌叛国的勾当。恳请中央对此事进行全面的调查与严格审查，并作出一个公正、客观的评判。”
当监管人员步入牢室，李立三已含冤离世，离开了这“世道颠倒、黑白混淆”的浊世。他们以“服毒者李明”的身份，将李立三的遗体送往火葬场。
6月22日的午后，几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强行闯入李莎的住所。其中一人将逮捕证猛地掷于她面前，声音严厉地宣告：“你已被捕！”
李莎被押上囚车，随即被送入秦城监狱。她却浑然不知，在她被捕的四个小时前，饱受折磨的李立三已经吞下了大量安眠药，不幸离世。他未曾告知任何亲朋好友，亦未举行追悼仪式。
李莎对此一无所知。当她被拘禁于秦城监狱的一间密室，换上了一套黑色囚装之际，看守向她宣告：“从此刻起，你将不再拥有名字，而是一个编号，编号77。”
1975年5月24日，李莎迈出秦城监狱的重重门槛，随后被送往地处山西的运城。
于运城之地，可供阅读的书籍报刊亦较秦城监狱为丰。继后，女儿又为李莎寄送了数箱俄文书，于是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型图书馆”。然而，李莎心中最牵挂的仍旧是李立三，她尚不知丈夫已离世，仍旧热切期盼着与丈夫的重逢之喜。
1978年岁末，李莎重返了北京，那长达三年半的“流放”生涯终于画上了句点。然而，直至此刻，她方才得知李立三已离世多年。泪水已随时光干涸，她心中最大的期盼，便是丈夫能够早日昭雪沉冤，恢复往日的名誉。
历经李立三离世十三载，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于北京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了李立三的追悼仪式。追悼会台上，骨灰安置处仅摆放了他生前所佩戴的那副老花镜。会上，新的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推翻所有加诸其身的诬陷与不实指控，高度评价其为“我党的杰出党员，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对其一生，评价为清白无瑕、光明磊落，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李立三为后世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更留下了一个璀璨的精神世界。中山堂内，鲜花、苍松、翠柏、花圈、挽联遍布，哀乐悠扬，气氛庄重，人们神情哀戚，向李立三的遗像行三鞠躬礼。
李莎步入追悼会，凝视着丈夫的遗照，心中百感交加，悲痛的泪水不自主地滑落脸颊。这一天，她终于等到了。
李立三的一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纵然在革命征途中犯下失误，他却始终坦诚面对，未曾有任何掩饰，展现出了敢于正视错误的勇气。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自踏入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目睹了贫穷与黑暗笼罩下的中国所承受的种种苦难。末代王朝的内外交困，北洋政府军阀的专制统治，战火纷飞……在他面前，唯有投身革命，拯救国家和人民，这一条道路。自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起，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含冤离世，李立三投身革命事业近半个世纪。
在20年代，他创造了中国工运史上最辉煌的历史篇章，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他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工人领袖和英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李立三的这段历史竟被涂抹掉了。安源罢工的民歌被改了词，“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似乎就没了委员长这个人……1954年，李立三回家乡醴陵休假，醴陵离安源很近，他多么想去看看安源，在那儿有他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自己办的消费合作社……安源是他声名鹊起的地方，安源工人歌颂他这个救苦救难的洋学生是“天下第一英雄”，这个民歌他太熟悉了……但是他终于没有去安源，只是请个别安源老工人到他家里叙旧。他对秘书说：“若我重返安源，将会引发人们对我历史的赞誉，这在政治上恐怕并不适宜。”
20世纪30年代的开端，党内外弥漫着“左”倾思想的浓烈氛围。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包括我党的指导方针是“反对右倾主要危险”。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得原本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再次遭受重创。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党内持续了从1930年6月至9月的短短四个月，便得到了及时的纠正，他也因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共产国际将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称之为“立三路线”。然而，回顾历史，这种定性显然并不准确。正如瞿秋白所言，李立三的“左”倾思想体系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无根本分歧。李立三所执行的是莫斯科路线，仅在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立三路线”这一沉重的罪名被扣在了李立三的头上，他的一生再也无法摆脱。那不足四个月的错误，被批判了近40年，甚至他的二十载辉煌成就也悄然隐没。他近半个世纪的革命贡献，最终化为乌有……历史对他，实在是太过不公了！
原本，自遵义会议以来，便已明确王明所犯的“左”倾错误较李立三更为严重。然而，出于对共产国际关系的考量，在遵义会议后的十年间，仍旧将王明的路线视为“立三路线”的残余进行批判。这使得“立三路线”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许多本属王明的错误，却错被归咎于李立三。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之后，方始将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责任予以明确区分。
李立三性格开朗、豁达、坦率，以宽厚的胸怀接纳善言。对于个人所犯的错误，他从不讳言，敢于直面自我。面对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自己和当时中国红军、城市地下党组织造成的损失与伤亡，他深感痛心。在莫斯科、北京，他多次在会议及讲台上，对“左”倾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进行严厉批判。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是他始终恪守的原则。他坦荡无私的胸襟，堪称革命者的楷模。那些对他进行批判者，往往自身站在极“左”的立场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则心怀叵测，别有用心。
李立三在面对党内批评与过激斗争时，始终保持着积极态度，未曾退缩。他心怀大局，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献身。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委以重任，命他掌管全国总工会，他全力以赴，展现出卓越的开拓精神。陈云曾赞誉李立三如同坦克，势不可挡。作为新中国工会工作的开拓者，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以及《奖励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决定》等，运用立法手段捍卫工人群众的权益。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李立三总结并推广了鞍钢等大型企业工人发展生产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劳动竞赛与劳模运动。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公路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煤矿的施玉梅安全生产运动等一系列先进典型，均为李立三所发现、总结和树立，激励着全国工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1950年，李立三发起组织了包括清华、燕京、辅仁等三所大学逾百名教授与学生的考察团，赴西南地区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工人安全卫生与企业管理。此外，他还负责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工厂管理民主化、工人参与管理的法律法规。
然而，不幸再次降临。1951年年底，李立三再次遭受批判，指责他在工会工作中犯了所谓的“路线错误”。陈伯达以中央领导者的身份，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对李立三进行了严厉批判，称其为“落后工人的代表”、“消费、分配、购买力的代言人”，这些都是被定性为极右的。他还指责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犯了“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李立三被迫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1954年9月，他又被免去劳动部部长的职务。此后，李立三转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该部撤销后，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他依旧勤勉工作，不拘泥于职位的高低、工作的巨细，只要中央赋予任务，他便如同“坦克车”般勇往直前，不断奋进。
在党的光辉历程中，对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进行如此长期且极端不公的指责，不仅构成了李立三同志终身的不幸，更是党的遗憾，对党的声誉造成了不利影响。李立三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党组织提出的唯一请求，便是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