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初创时期的首任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谷广善，曾担任八路军115师卫生部部长一职。
谷广善将军在其回忆录中透露，于1938年3月2日，晋绥军哨兵对八路军115师师长发起枪击时，他亲身经历了救援的全过程。其中，诸多细节并未如外界流传那般……
谷广善，河北高邑人士，曾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25师74旅2团的军医。他在1931年12月毅然投身于宁都起义的洪流中，随之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在抗日战争年代，谷广善同志担任八路军第115师卫生部的首任部长。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的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的部长等职务。
自新中国成立之际，谷广善便肩负重任，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后勤部部长。1955年9月，他荣膺少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的崇高荣誉。
1938年3月2日，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领的部队行进至晋绥军第19军70师的防区。在该师师长率领的队伍经过山西隰县北部之千家庄村时，不幸遭遇晋绥军哨兵的射击，师长因此受伤。
谷广善亲身见证了抢救的全过程，事后，他亦与警卫连并肩，共同将师长安全护送回延安。
以下内容，出自谷广善将军回忆录——
1937年9月，在取得平型关的辉煌胜利之后，八路军115师遂转移至五台山进行休整。
此刻，日军的铁蹄已越过长城防线，正沿着同蒲铁路与正太铁路分兵两路，对太原城发起联合攻势。
1937年11月8日之夜，日军突破太原城北的坚固防线，傅作义将军率领的守军奋力突围，然而太原城终究沦陷。
日军攻克太原后，继续西进。面对此情，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令，要求所辖部队全面撤退至平遥、汾阳以西及以南地区。
阎锡山的这一行动，瞬间使坚守在晋东南与晋西北抗线的八路军各部，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随着局势的演变，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于11月9日下达指令，要求八路军总部指挥115师——
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导的正规战事已然落幕，而以八路军为核心的游击战将逐步成为抗击侵略的主力。鉴于此，积极动员民众，全力打造抗日根据地，已成为我们当前的首要职责。”
遵照军委的号令与八路军总部的指令，115师迅速启动了部署工作。
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带领部分兵力继续驻守五台山地区，致力于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坚决在敌后开展游击作战。
115师的主力部队，遂跨越正太路，向晋东南的太岳山脉及晋西南的吕梁山脉进发。
115师师长率领师部及343旅转战至隰县与大宁地区，旨在钳制并击溃西岸黄河防线上的日军，以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稳固。
这正是115师战史上赫赫有名的“台怀镇分兵”行动。
1938年1月，日军接连突破晋绥军防线，阎锡山在随从的簇拥中，骑着一头瘦弱的小毛驴，匆匆忙忙地登船渡过黄河，仓皇逃离。
此刻，八路军115师的师长亲自率领师部及343旅已挺进至灵石、孝义一线以西，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们坚韧不屈，奋力阻挡日军进一步西进。
1938年2月26日，日军第20师团倾力南侵，攻占隰县，次日则挥师西进，进犯军渡与碛口，对我黄河河防部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绥德、风陵渡、潼关等地，形势堪忧，岌岌可危。
1938年2月28日，主席火速向115师下达紧急电令，同时通知朱德、彭德怀、贺龙三位将领。
“115师343旅应立即派遣一部兵力，迅速控制隰县的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等区域，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伍，以巩固战略要地。此外，还需派遣充足的工作人员，深入山西省的石楼、永和两县，广泛动员当地群众，组建游击队伍，强化渡河据点。而我军主力部队则需转战至隰县、午城、大宁等地，适时捕捉战机，予以敌人重创。”
1938年3月2日，主席向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军区之负责人致以电报。
“日军意图侵占山西，进而分兵两路，一路向南进攻陕西潼关，另一路则北向陕北进发。我军120师需依照既定部署，加强北段河防，确保后方安全。115师344旅需迅速北调，与343旅携手合力，击溃当地敌军，稳固中段河防，保障晋东南、晋西南地区我友军的退路安全。129师驻守在同蒲铁路以东，旨在阻挡敌军进攻潼关，同时支援115师和120师的作战行动。
接到这一电报后，115师迅速向隰县进发。
抗战初期，鉴于八路军尚未踏入山西境内，中央政府为防止与晋绥军产生误会，屡次与阎锡山进行沟通协商，力图明确界定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
阎锡山“猴精”，算盘如此。既要依赖八路军助其战斗，却又不愿让八路军长期驻扎其领土。
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划，阎锡山最终决定仅准许八路军在山西境内的21个县域内展开活动。
这21个县份中，部分涵盖了整个行政区域，而另一些则仅占据了本县的一部分土地。
经过多次协商，延安方面敦促阎锡山以正式命令的形式，明确划定八路军在晋省可自由行动的21个县区域，并通知该区域内所有驻晋友军及地方当局。若不如此，区域界定不清、任务不明，难免引发争端。
115师即将奔赴的隰县，并未列入那规定的21个县之列。
尽管隰县已被日军所占领，然而它依旧隶属于晋绥军的防御区域，并不在八路军的作战区域内。鉴于此，115师特地派遣人员外出，与晋绥军建立了联系。
1938年3月2日，115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速向隰县进发，旨在发动“午城战役”。行进途中，忽闻前方零星的枪炮声响起，虽声势不大，却也打破了宁静。
据此，师长推断前方可能正发生晋绥军与日军小股部队的交战，随即命侦察科长苏静率领一个骑兵小队前往前方进行侦察。
苏静自前方归来，反馈称前方并无异常情况，亦未曾发生任何交火事件。
师长急切地说：“那么，我们便先行一步，抵达目的地后，不妨提前一观地形。
言罢，策马扬鞭，仅携带了一支通信班的人员，参谋处长王秉璋紧随师长步伐，一行共计12人，驾驭着12匹骏马。
不久之后，晋绥军哨兵王潞生竟开枪射杀了八路军115师的师长，此等本不应上演的悲剧终于发生。
彼时，115师所派遣的联络人员已向驻扎于隰县周边的晋绥军第19军军长王靖国部通报，明确告知八路军将由此地途径。
然而，晋绥军素来习性慵懒，行动迟缓，却未能及时向承担警戒任务的各连哨兵发出通知。
师长偏好骑乘疾驰之马，扬起马鞭，不消片刻便已抵达晋绥军哨所之侧。
因此，那位导致师长后半生疾病缠身的罪魁祸首终于现身了……
1938年3月2日，于山西隰县北部之千家庄村，该师长不幸遭阎锡山部第19军70师哨兵王潞生一枪击中，自马背上坠落。
对于王潞生误伤八路军115师师长的事件，晋绥军方面随后提供的说法如下——
“师长身着一件黄色的日军佐官级呢子大衣，令哨兵王潞生错以为对方是日军军官。
然而，这种解释纯属荒谬之谈，纯粹是将黑与白混淆颠倒。
那日，师长未身着日式黄呢大衣，却披挂上一件我军八路的干部棉服，外层为灰色布料，内衬则是细腻的丝绵。
鉴于大衣上满是血迹，军医在为师长包扎伤口之际，师部的一位干部将那件布满弹孔的军大衣取走，此后便不知其去向。
肩负起为师长提供战地急救重任的，是与司令部并肩前行的师卫生所长彭芸生。
当日的行军序列中，依次排列着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
因卫生事宜处理滞后，我（谷广善）便稍后抵达了现场。
师长所受之伤为贯穿性，子弹穿过身体，未留于体内，故无需施行手术。
鉴于当时条件所限，缺乏必要的检查设备，我们只能先行采取止血、消毒及包扎伤口的措施。
抵达事故现场时，卫生所长彭芸生已为师长妥善包扎了伤口。
师长卧于担架上，意识尚且清晰。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作战科长王秉璋等众多将领环绕其旁。尽管师长身体极其虚弱，他仍坚持向众人详述工作任务。
我亲临现场，于一片血泊之中，捡起一段约半寸长的肋骨。显而易见，这根肋骨是师长在遭遇枪弹袭击、身体被穿透时，因巨大冲击力而断裂并随弹道一同从伤口处脱出。
在彭芸生为师长包扎伤口之际，似乎并未察觉到伤势的严重程度。
我迅速将肋骨妥善包扎，紧接着返回卫生部，取回了必要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随即火速返回到师长的身旁。
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并未因此搁置脚步，依旧依照既定计划，向午城逼近，准备展开攻势。
罗荣桓交待。师长的伤势不容拖延，组织已决定，由你亲自负责将其护送回延安。
自我拾得那块破碎的骨骼，便深知师长所受之伤非同小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贯通之伤。鉴于途中可能遭遇的种种不测，我特意恳请保卫部长朱涤新携手，共同负责将师长安全护送回延安。
罗荣桓亲自召唤朱涤新，命其率领一支警卫连，而我则携带两名医疗人员及一名勤务兵，当天便随师长启程，一路西行进行护送。
我们于3月2日当天便告别了师部，然而，由于不知名的疏忽，后续的所有记录均将我们的离去时间标注为“3月5日前后”。
师长所受的枪伤并非仅限于前胸，子弹实际上是从背后射入，途经肺部，并击断了一根肋骨，最终从胸前穿出。
曾与师长深入探讨此事。
那晚，为了照料受伤的师长，我与师长共宿一室。他安卧于炕上，而我则在地下临时铺设了草席作为卧榻。
师长半夜醒来，问：“我负伤了吗？”
我说：“是的，还伤得很重。”
师长说：“怎么不觉得疼？”
我说：“我给你打了止痛药。”
师长欲起身，我急忙阻止。“伤口方才得以缝合，若擅自坐起，恐致伤口出血加剧。””
师长不信我的话。
翌日清晨，师长终于缓缓睁开双眼，然而，不幸的是，他的伤口竟然裂开，鲜血如泉涌般汩汩流出。
我止血缝合，说：“实在不能再随意妄动了，纵使你无所畏惧，我却无法承担这份风险。”
自那之后，我的师长在对待我的伤情一事上，始终对我的意见深信不疑，言听计从。
在重返延安的征途中，某日的夜晚，师长躺在床铺上，沉思着那段往事——当时，他究竟是如何在马背上被子弹击中的。
他说：“子弹似是自右前方射入，精准命中胸部，随后从后背穿透而出。”
我说：“确切的是，子弹自后方穿透，穿过了肺部，并断裂了一根肋骨，最终从前胸部位喷出。”
师长对我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我们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坚持认为，子弹不可能从背后射入人体。
我给他解释道：“您是此中高手，对于贯穿伤的特有特征，其表现为入口细小而出口宽阔，这乃是不变的规律。您背部所受之伤明显小于前胸的伤口，由此推断，背部为伤口的入口，而前胸则是出口所在。
师长依旧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不得不从口袋中取出那截在现场拾获的半寸长肋骨，反复向他阐述其中的缘由。
“倘若子弹是从胸部射入，该肋骨便会嵌入内脏之中，届时将不得不进行一场大手术。幸运的是，子弹是从背后穿入的。由于子弹在体内滚动，因此导致了碎骨被排出体外。你前胸的伤口之所以比背部伤口大得多，正是这一原因所致。”
师长瞥见那截不足半寸的肋骨，不禁为之愕然，尽管如此，他对我的话语仍旧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我只说出第三条理由。你衣上的弹孔，细加观察，留意丝棉的走向，便能一目了然。
师长身上的大衣，因沾染过多血渍，已被师部的一名干部丢弃，而他依旧身着一袭棉军装。
我协助师长卸下他的棉衣，他随后细致地检查了背部的弹孔以及前胸的伤口。
果然，那处背部弹孔所覆盖的丝棉，无一例外地朝向内部；相较之下，胸前弹孔周围的丝棉，则无一例外地向外伸展。
师长这才信服：“你说得对，确实是背后偷袭的。
我说：“你的骏马疾驰而过，恐怕是绕过了守卫的视线，那守卫便在背后举枪射击。”
师长说道：“正是如此，阎军所言无凭，诬称我身着日军军服，远观模糊难辨，不过是借口罢了，意在为自身开脱。实则，他们并未将我们的通报视为重要，以致哨兵对即将到来的我部毫无察觉……”
在重返延安的途中，晋绥军第19军的军长王靖国特地派遣其参谋长前来，亲自向师长致歉并表达慰问。然而，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辩解依旧如出一辙……
遗憾的是，师长中弹之际，他所穿的八路军标准棉袄已被丢弃。若是当时尚在，我定会取来此衣，以之封住他们的口。
经过六七天的疗养，师长胸前与背部的伤口已大致愈合。他躺在担架上，不时地会询问我：我想挑战一下，能否成功站立起来，可以吗？”
试试慢慢来，别用力过猛。
在两名医护人员的精心搀扶下，师长缓缓从担架上起身，继而逐步站立。
师长问我：“试试这两步，可以吗？
我说：“行！”
导师拨开两位医护人员，迈出数步之遥，悠然吐出一口长气，轻声言道：“庆幸之余，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悬了几日的心，如今总算落回了原处！
抵达黄河岸边之际，延安方面派遣的医学专家江一真，早已率领医疗团队早早地在那里静候多时。
江一真曾身为中央红军总医院的医务主任，继而肩负起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的重任。得见其人，我便心中释然，倍感安心。
在将师长托付给江一真院长所派遣的医疗团队之后，我便与师长作别。我必须沿着原路折返，以便追上我的部队。
在离别之际，江一真院长细致地盘问我，关于师长受伤的准确位置，以及途中对他所实施的医疗救治方法。
我如实回答，江一真院长说。幸好，只差一线便触及脊椎，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在黄河之畔，与师长重逢，面对面交谈，竟已相隔十一个春秋！
在解放战争的那个年代，尽管我依然处于他的麾下，他却已身为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
彼时我虽身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的参谋长，却也只能隔着老远，默默地望他一眼……
直至1949年4月，四野大军挥师南下，抵达武汉之地。自上次相会已隔11载春秋，这才得以重逢，首次进行面对面深谈。
身为四野运输部长，我本着司令部的指示，意图向三野申请调拨一批油桶。为此，我精心拟制了一份电报，并亲自前往寻找参谋长萧克。
萧克言道：“此电报须待林总亲自签署方可发出，还请速去寻林总。”
我找他只能通过电报。
见面他即说：东北三年，为何不来见我？
我说：“深知您事务繁重，不愿打扰，再加上身为运输部长，我的工作亦是忙碌异常，实在难以抽身。
他听完，笑道：““你怎么又来了？”
我拿出电报说道：“萧参谋长让你签字。
他迅速审阅完电文，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字据。紧接着，他语气坚定地说道：原来你是无闲不至三宝殿的贵客，往后有空便常来小坐。”
我说：“好！”。
敬个礼，我就走了。
每当他与我相伴，我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拘束。
与罗荣桓政委同在，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轻松自在的氛围，不复有拘谨之感。
在祖国建设之初，我受命调至北京空军任职。罗荣桓元帅那时便时常邀请我，每逢周末，便至其府上欢聚一堂。
我去了一个月，就放弃了。老政委，我不想再来了。
罗荣桓问：“为什么？”
我说：“您事务繁忙，即便身处家中休憩，却总有诸多人前来商讨工作。鉴于您的身份尊贵，所涉及的均为国家机密要事，我本不该插足。然而，当他人窃窃私语时，我又岂能仅以捂耳来回避？”
罗荣桓理解我，微笑道：既然如此，便不再勉强你了。然而，别忘了时常联络，咱们毕竟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啊！
本文资料选自《谷广善将军回忆录》。